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个午后，日光正烈，我骑着车匆匆往单位赶。行至省教育厅门前，眼见绿灯将熄，红灯将亮，我手下早压了车闸，车子缓缓向前溜着。不料前头一位大姐，大约也是见灯色将变，猝然捏紧车刹——我的前轮还是轻轻蹭上了她的后轮。未待回神，只见她身子一矮，扶着车把，缓缓跌坐于地。
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慌忙跳下车奔过去。只见她眉头紧锁，一手捂着脚踝。我连声道歉，小心扶她挪到路边石阶坐下。低头一看，脚踝处已浮起一片刺眼的红肿。“坏了！”我心头一紧，声音也发涩，“大姐，对不住！我这就送您去医院瞧瞧。”
说话间，三三两两的路人已围拢过来。大姐忍着痛，摆摆手，声音还算平稳：“不碍事……我是妇幼保健院的，手头有份要紧的检验样品，得先送去安医大。”我连忙点头应下：“大姐，这样，我给您拦辆出租，您坐车走，自行车放后备厢，我骑车跟着，行吗？”恰巧，一辆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在路边缓缓停下。受伤的大姐松了口气，果断道：“化验耽误不起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”
我心头一热，赶紧搀扶她坐进车厢，小心把她的自行车塞进后备厢。向驾驶员预付了车费便关上车门，自己也立刻跨上车，奋力蹬行。那出租车很快汇入车流，消失在街角。我一路紧赶慢赶，心里七上八下：她的脚不知怎样了？到了安医大门口，会不会找不到人？
待我气喘吁吁赶到安医大门口，远远地，心却一下子落回了实处——那位大姐，竟一手扶着她的自行车，单脚支撑着，静静立在梧桐树荫下等着我！午后的风吹起她额前几缕花白的头发。我鼻头一酸，冲上前去：“大姐，您怎么不坐着？”“怕你看不见我着急，”她笑了笑，额上还带着忍痛的细汗。我赶紧锁好自己的车，搀扶着她，一步一步，慢慢挪进了检验科大楼。
在等待结果的间隙，我瞥见她脚踝的红肿似乎又涨了一圈，鼓得发亮。“大姐，这不行！得赶紧去骨科看看！”我急得声音都高了。她却只是摇头，眉宇间只系着那份小小的化验单：“人老了，骨头不经碰，看着吓人罢了，不碍事的。单位等着这结果呢，耽误不得。”终于，结果出来了，她仔细收好，神色一松，反倒宽慰起我来：“别担心，我在妇幼院工作，看病方便。放心，这事儿我不会赖你。你帮我叫辆车，我自己回单位就行。”
听她言语恳切，一股温热的暖流蓦然冲上我心头：“大姐，您这样……还是让我送您回去吧？”她执意不肯，态度温和却坚决。那时节，手机还是稀罕物。我郑重地写下单位名称、个人姓名和办公室电话，塞进她手心，并给她看了看我的工作证，这才跑到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小心扶她坐进去并把自行车放进了后备厢。望着那抹黄绿色渐渐融入城市的车河，我站在原地，久久没动。
此后许多天，每当办公室电话响起，我心头总会掠过一丝不安——毕竟惹了麻烦，总怕对方找上门来。然而，那听筒里传来的声音，从未与那个夏日的午后有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份悬着的心，也慢慢化作了深沉的庆幸与感念：我这是遇上好人了。
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，这件事也慢慢沉入了记忆深处。多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，我恰好遇到一位妇幼保健院的医生。闲聊间，不知怎的又提起那个午后，提起那位脚踝肿得老高却坚持先送化验单的大姐，还有她那口依稀可辨的上海口音。那位医生听着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哦！你说的，像是化验科的李大姐，没错，上海人，院里公认的热心肠。”他顿了顿，回忆道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那会儿她女儿在上海快生了，她计划好要提前过去照顾。结果临行前，好像是脚踝扭伤了？在家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动身。还好，紧赶慢赶，总算没耽误照顾月子，就是出发那几天，肯定急坏了。后来没两年，她就退休回上海了。”
我一时怔住，握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。原来，那轻轻一碰之后，她独自咽下的，远不止脚踝的剧痛和不便。为了那份化验单，为了不让我这个陌生人担责，她默默扛下了所有，甚至差点耽误了去照料待产女儿的计划——那一个礼拜的耽搁，该是怎样的焦心和煎熬？可那天，从始至终，她没对我皱一下眉头，没说过半句埋怨的话，只把那份宽厚和担当，稳稳地压在了自己的肩上。
谢谢您，善良的大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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